為了寫小說查資料,翻到一本縣志。人物志佔了半卷,從頭看到尾,能叫上名字的不到十個。
那本是嘉靖年間的刻本,影印的,字口已經糊了。體例很規矩:先地理,再建置,再食貨,再職官,最後才輪到人物、藝文。人物一門分得也細:名宦、鄉賢、孝義、列女、流寓、方技。我一頁一頁往下看,心裡發涼——一縣幾萬人,能進這半卷的不過百來個,佔得最多的,是列女。
列女傳的寫法幾乎一個模子:某氏,某人之妻,年若干,夫亡,守節若干年,撫孤成立,卒年若干。寫得闊氣一點的加一句:遇寇,不從,死。再闊氣一點的再加一句:割股療姑。名字呢,多數只寫姓,連閨名都沒有。張氏、李氏、王氏,一頁裡能撞上三個王氏。
我原先的想法很簡單:這是拿人當牌坊的材料,是史書對女人的第二次使用。這個判斷不算錯。可看得多了,又覺得它太順,順得像一句現成的口號。
寫縣志的人不是在寫文學,他是在做帳。一縣要報教化,得有節婦的人數;要報賑濟,得有義民捐糧的數目;要報政績,得有修橋鋪路的姓名。這些東西上官要查,後任的知縣要接著用。所以能被寫進去的,多半不是活得最苦的人,而是對一縣有用、可以往上報的人。這個邏輯很冷,但它誠實:它明說了自己在乎什麼。
還有一件更直白的事。修志的錢,多半靠本地士紳湊。誰出銀子,志書裡就記誰;出得多的,還要單寫一段小傳。所以那半卷名字,與其說是被歷史挑中的,不如說是被同鄉的出銀簿挑中的。
可我也不願意順著這個邏輯,把那些人一筆抹掉。張氏守了四十年,四十年是一個晚上一個晚上熬出來的,跟縣志給不給她立傳沒有關係。她可能確實沒有別的路,可「沒有別的路」不等於「她什麼也沒有做」。把她們統統寫成受害者,看著像替她們說話,其實是第二次不給她名字。
我寫小說,就得給這樣的人編名字。編的時候心裡發虛:一個虛構的婦人有了名字,真實的那個到死都只叫王氏。後來想通了——名字本來就不是她自己掙來的,是別人給的。我能做的不是替她找回名字,是把她那四十年寫出來,讓人看完不覺得那只是一段材料。
如今我們的縣志換了樣子:履歷、朋友圈、公眾號、年度總結。記下的還是同一類東西——可以被引用的事。做過什麼專案,去過哪些地方,認識誰。真正過日子的那一部分,早起,忍耐,把一件小事做上十年,沒人記,也記不下來。
所以我不太信「留名」這回事,可也不敢輕視記錄。不記,就真的一點都不剩了。寫字的人夾在中間:明明知道記錄是篩子,還得往篩子上倒東西,指望漏下去的那些裡頭,能有一粒被人撿起來。
卜世 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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